第50章 惇拜相，东坡之噩梦开始(2/4)
关于度牒，原本是封建朝廷对于已经得到公度、成为僧尼者所发放的证明文件。度牒发放的主要目的，是为了防止私度僧尼，有效控制僧尼数量。度牒详细记载了僧尼原籍、俗名、年龄、所属寺院、剃度师名及所属官署。持有度牒的僧尼，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，可以取得政府保护，而且获得免除租税徭役的特权，相当于今天的居民身份证。
随着时间的演变，度僧既有限额，且须考试，而私度又获罪罚，于是朝廷依唐代之制，直接出卖空名度牒，使之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。对于名僧，朝廷为示褒奖，往往赐以紫衣、师号。在出售普通度牒的同时，宋代还公开出卖空名紫衣牒以及师号。
宋代度僧因度牒制度本身的原因而存在着很多问题，其主要表现为度牒买卖的泛滥。
政府出卖度牒最初只是用于筹款赈济，就比如：
哲宗元佑四年(1089)，苏东坡守杭州，大旱，饥疫并作，奏请赐度僧牒以易米，以赈饥民。并请得百道度牒，以募役开浚西湖，筑长堤。
其后，出售空名度牒所得之钱，也可以用于各类工程修建、水利运输，以及茶盐资本等方面，同时还可以用作朝廷赏赐、宫中消费等。
至于度牒，有宋一代始终视出售度牒为增加政府收入的重要途径，乃至当钞票（当时称“会子”、“交子”）贬值时，也采用以度牒作价的方式收回，使度牒直接成为货币，投入流通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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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时，户部甚至还专门设立买卖度牒的市场，度牒俨然成为了一种特殊商品。
度牒买卖的盛行，为豪富之家从中渔利提供了方便。由于政府大量发放空名度牒，致使课税户日益减少，为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，寺僧和度牒持有者有时也会丧失免税的特权。
据史料记载，度牒发放之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。
神宗时限定为每年一万道，至徽宗时则达每年三万道，至南宋更达每年五、六万道，而乾道三年（1167）竟达十万三千余道。
而度牒之价格，神宗时每道一百三十贯，哲宗时每道一百七十贯，徽宗时每道二百二十贯，孝宗淳熙（1174-1189）年间为每道七百贯，而宁宗嘉定初年（1208）每道竟达一千二百贯。
北宋末年，度牒在财政上的重要性，相当于盐课和商税。
南渡之初，岁入不满千万，而度牒的收入即占其五、六百万。度牒出售之数额，甚至可以作为考察地方官吏治绩的内容之一。
绍圣元年（1094）春，张舜民（字芸叟）出使辽国时，夜宿幽州馆中，见有苏东坡《老人行》诗被人题于壁上。
张舜民甚至还听说范阳的书肆中已在刻售苏东坡的诗集《大苏小集》，可见苏子瞻的才名不仅重在当世，外至夷虏，以爱服如此！
在军备方面，苏东坡到定州后，先是举行了大阅兵。
其时，军礼久废，将吏不识上下之分，东坡就命令一切军礼依照旧典进行：即元帅常服坐帐中，将吏戎装奔走执事。
有个叫王光祖的副总管，自谓老将而不执行，故意称疾不出。苏东坡就召书吏准备上奏，结果还没上奏，王光祖就震恐而出，这件事过后，军中再无敢怠慢军礼者。
从这件事，显露出了苏东坡在治理军队方面的才干。
四月十一日